不良贷款双降（棘轮效应的不良贷款）

我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已经成为妨碍金融深化、拖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心腹之患。经历年处置，仍然有4．5万亿不良贷款亟待处置。这些不良贷款渗透在整个经济领域，形成原因复杂，集中沉淀了我国多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
不良贷款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其衍生的“棘轮效应”。广义的“棘轮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中某种行为惯性趋势的不可逆性。就像前进中的“棘轮”一样很难逆转。我国不良贷款问题的“棘轮效应”正在通过复制、传导、波及、扩散、感染和挤出机制，自动地放大自己，转嫁最终损失。 2000年我国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不良贷款余额为27439亿元。剥离13939亿元后，余额为13500亿元，但截止到2004初年按四级分类为16967亿元，增加了3467亿元；按五级分类则高达19880亿元，增加了6380亿元。由此可见，形成不良贷款的机制仍然在惯性地催生不良贷款。这表明，国家采取剥离、注资、“双降”和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及“道德劝告”的成效并不明显。
——传递效应。由于隔离本身不能形成抑止创造不良贷款背后“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创造不良贷款的机制迅速传递到不良贷款剥离上。从2000年到2005年三次大规模的剥离都有趋同的特征：一是在呆滞类和可疑类中裹进事实呆账和事实损失类。财政部曾认为2000年剥离的不良贷款可回收4000亿元，由于呆滞贷款中事实呆账高达3987亿元，仅此一项就形成非处置损失1156．1亿元，不良贷款初始评估确值的安排也随之流于形式。随后的两次剥离，可疑类同样掺杂了大量的事实损失。二是从多层次的监管检查结果看，剥离前粗放处置，折分剥离、张冠李戴、擅自释放担保权、擅自出具破产意见、擅自豁免或打折、剥离期间放弃维权弄、重要凭证缺失、伪造或销毁凭证等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剥离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仅造成非处置损失，而且稀释了国家投入巨额清算资金的实效，增加了处置难度。“棘轮效应”在剥离过程中传导的原因是持续的宽容政策导致没有明确的“游戏规则”和彻查问责。 棘轮效应还加剧了处置不良资产的边缘化倾向。在美国模式的影响下，原本是简单的债务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通过让渡利润空间转让资产，总体上并不是提高了资产变现率，而是降低了资产变现率，增加了国有资产的损失。国家审计署的现场审计已经揭示出：大量的不良资产虚假评估贬值，暗箱操作贬值、内外勾结贬值，低价回购贬值。转移到非专业化社会机构、企业、团体和个人手上的债权，再通过极不规范的方式转手牟利而且避开了处置监管，这不但无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建，而且很大程度上给鲸吞国家利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我国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处置还刚刚拉开序幕，如果不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不良贷款衍生的棘轮效应问题，当向下调整的周期出现时，“棘轮效应”的累积能量就会破坏性地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