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网贷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怎么写）

层序地层分析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Exxon生产研究公司的地质学家们(Van Wagoner1988;Posamentier等，1988;Van Wagoner等，1990;Sangree等，1991;Scholz等，1991)提出的。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历了50年代的沉积相模式，60年代的沉积体系分析和70年代的地震地层学等发展阶段(Vail等，1977;Mitchum等，1977)，至80年代提出层序地层学的概念与方法体系，经历了地质学家和勘探工作者近半个世纪的努力。随着高精度地震资料的应用，结合详细的露头资料和钻孔岩芯及测井资料，Van Wag-oner等(1990)和Sangree等(1991)对层序概念及层序构成作了更精辟分析，并提出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层序地层学是根据地震、钻孔和露头资料对地层型式作出综合解释。层序地层学成为一种划分、对比和分析沉积岩系的新方法，其研究实质就是建立沉积盆地的等时地层格架(李思田等，1992)。

1.层序地层分析进展

层序地层学研究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不仅仅是在其应用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上得到了完善和补充，其突出进展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强制性海退概念的提出，海进和海退分别代表岸线朝陆地和朝海洋移动的方向。岸线移动方向是沉积物注入量与陆架上沉积物所能充填空间(可容纳空间)相平衡的函数。当相对海平面上升时，在沉积物注入量较低的地区表现为海进，在沉积物注入量较高的地区仍可以表现为海退。因此，相对海平面上升与海进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但是，当相对海平面下降时，海岸线只能发生海退，并不受沉积物注入量变化的影响。相对海平面下降引起的海退响应又被称为强制性海退(Posamentier等，1992)。Posa-mentier等(1999)对经典层序地层划分进行了修正，将具有强制性海退的沉积层序划分为四个体系域，即早期低位体系域、晚期低位体系域、海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其中早期低位体系域由低位三角洲、低位楔组成，有些学者将其称为强制海退楔状体(forced re-gressive wedge)、强制海退楔形体系域(forced regressive wedge systems tract，FRWST)。与高位正常海退进积体系相比，强制海退形成的早期低位体系域有着其特有的一些特征:①形成相对较粗的楔状体，出现向海的一侧，与上一个层序的高位体系域之间被一个过水区分隔;②早期低位海岸沉积以近源陡、远源坡度逐渐变缓的滨面沉积为特征;③低位进积楔的顶面由许多小的阶梯状递降序列形成，表现为一个向海倾斜的斜坡;高位正常海退的进积单元顶面或者与下伏地层平行，或者只有一个较平缓的坡度。有了强制海退的概念，一些以前认为是古陆架砂体的沉积现在则可能被重新解释为早期低位海岸沉积。尤其是在缓斜坡地貌背景下，强制海退形成的早期低位三角洲、低位楔状体粒度粗，可作为有利的储集体;垂向上存在相的突变，海侵时期细粒泥岩直接覆盖其上，如果存在好的油源，该体系域则是很好的岩性油气藏类型。

其二是高精度层序地层学(high resolution sequence stratigraphy)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表明，高精度层序地层学的概念和理论可有效地应用于地下地质的研究，为精细的地层对比、沉积相和储层特征等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方法和预测工具。Cross T.A.(1994)倡导的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代表着该领域的新进展。Cross领导的成因地层组建立了一种重要的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分析方法———基准面进退旋回分析。即:层序的发育是受全球海平面变化、构造沉降、沉积物供应量及沉积地形、气候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制约的基准面(Base Level)的变化控制的。基准面是一个相对于地球表面波状起伏的、连续的、略向盆地方向下倾的抽象面(非物理面)，它不一定等于海平面、海平面向陆延伸的水平面或河流平衡剖面等，其位置、运动方向及升降幅度不断随时间而变化。基准面在变化中总是向其幅度最大值或最小值单方向移动，构成一个完整的上升与下降旋回。基准面的一个上升与下降旋回称为一个基准面旋回。一个基准面旋回是等时的，在一个基准面旋回变化过程中(时间域)保存下来的岩石为一个成因地层单元，即成因层序，它以时间为界面，因而是一个时间地层单元。基准面的旋回性变化，改变了沉积的可容纳空间，导致沉积与侵蚀的发生。当基准面高于地表时，有可容纳空间，以沉积作用为主，侵蚀作用成为局部和暂时的;当基准面低于地表时无可容纳空间，侵蚀作用占优势，沉积作用成为局部且暂时的;当基准面与地表一致时，既无沉积又不侵蚀，只有沉积物路过。在基准面随时间的变化过程中，地表不同地理位置上有四种地质作用状态:沉积、侵蚀、沉积物路过(无沉积)及饥饿沉积(密集段)。

其三是不同构造背景条件下所形成盆地的层序地层格架和层序样式，特别是构造活动型盆地。构造活动性盆地包括箕状断陷盆地(又称半地堑式盆地)、双断型断陷盆地、下断上坳型盆地、前陆盆地、克拉通盆地等，这些盆地的共同特点是构造活动作用于盆地形成和充填发育的全过程。目前，对这类盆地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Shanley和McCabe(1994)通过对阿根廷白垩纪地层的研究，建立了半地堑盆地的层序地层样式:Use strecher的河流－湖泊环境构造地层层序。近十年来，我国在陆相伸展盆地、前陆盆地的层序地层研究中也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高精度层序地层分析

在碳酸盐岩中，小尺度沉积旋回长期以来被解释为米兰柯维奇(Milankovitch)气候旋回引起的全球海平面高频变化的结果。而在硅质碎屑岩地层中，过去人们倾向于用自旋回，如三角洲废弃和河流改道，来解释小型的沉积旋回，因此，类似碳酸盐岩中的Mi-lankovitch气候旋回形成的硅质碎屑岩中的高频旋回未被重视和识别。层序地层学概念提出以后，Van Wagoner(1990)和Mitchum等(1991)认为在硅质碎屑岩地层中同样可以识别出代表全球海平面高频变化的小型尺度的沉积旋回，并提出了高频层序地层学的概念。他们在Exxon全球海平面旋回图的基础上，建立了硅质碎屑岩地层中能够识别出来的全球海平面旋回变化的谱系，其二级到五级的频率变化范围在9～10Ma，1～2Ma，0.1～0.2Ma和0.01～0.02Ma，其中9～10Ma和1～2Ma为Exxon全球海平面旋回图上的二级和三级旋回，由层序组和三级层序所代表。而高频旋回0.1～0.2Ma和0.01～0.02Ma可以在测井、岩心和露头上，或者是一些地区的高分辨率地震剖面上被识别出来，这些高频旋回处于Milankovitch气候旋回的范围内，是由于地球轨道的周期性变化产生的。在过去2Ma年中，这种气候旋回与高频海平面变化的关系已经被深海钻孔氧同位素研究所证实。

三级全球性海平面变化叠加上四级(120k.y.)和五级(50k.y.)海平面旋回产生复合的海平面旋回。这种复合的海平面旋回再叠加上构造沉降就成为一个地区的相对海平面变化。Van Wagoner等(1990)定义了两种类型的四级旋回(图1－1)，分别被命名为“A”和“B”。“A”型四级旋回被定义为从海平面下降到海平面下降。如果有充足的物源供给，这种四级旋回产生四级层序，其边界为陆上不整合。叠加在四级旋回上的五级旋回产生准层序，其边界为海泛面。“B”型四级旋回被定义为从海平面快速上升到海平面快速上升。这种四级旋回只产生不完整层序，其边界为海泛面。在Van Wagoner等(1990)所用的例子中，当构造沉降量较大(15cm/k.y.以上)，那么只有三级海平面旋回形成层序，而四级旋回形成准层序。当构造沉降量小于15cm/k.y.时，四级旋回可以形成层序，五级旋回形成准层序。由此可见形成四级层序的条件是:稳定的大地构造背景、盆地构造沉降极低和较高的沉积物供给速率。

图1－1 不同级别的海平面变化旋回的叠加和高频层序的发育

Mitchum等(1991)进一步明确了四级层序的概念及其构成样式(图1－2)，在Exxon层序体系中，三级层序是由沉积体系域构成，而沉积体系域由准层序组构成，Mitchum等(1991)将这种层序称之为基本层序(fundamental sequence)(图1－2A)。如果体系域是由四级层序组、而不是由准层序组构成，这种层序被称之为复合层序(Com-posite Sequence)(图1－2B)。与四级层序类似，三级复合层序代表了全球海平面变化的一个旋回期间的沉积。在南非海域的盆地，三级层序的时限范围是1～3Ma，平均1.3Ma，而四级层序的时限范围在0.1～0.5Ma之间。所以四级层序与基本层序类似，也是由体系域组成，但是时限更短，有时在精度高的地震剖面上可以识别出来。这种层序也被Vail等(1991)称之为简单层序(Simple Sequence)，形成于可容纳空间增加的速率太低，不能够抵消高频的全球性海平面下降时，高频海平面变化旋回就可以导致四级层序的发育。

图1－2 复合层序与基本层序构成模式

综上所述，四级层序具有三级层序的基本特征，但是时限更短，属于高频层序的范畴。四级层序概念的提出虽然有很长时间，但是其应用涉及地震分辨率。随着地震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的提高，国际上著名的石油公司和产业部门开始要求在油气勘探生产中要力求分出四级层序以便更精确地进行储层预测。

高频四级层序最早发现于北美大陆晚宾夕法尼亚世碳酸盐岩地层中，其中共划分出了至少55个旋回。随后，Browm等(1995)在南非Pletomos、Breadasdorp和Orange盆地白垩纪三角洲地层中识别出了时间在0.2～0.5Ma的四级层序，其体系域构成类似于三级层序。Henriksen等(1996)在挪威大陆架下渐新统海岸三角洲中划分出了38个发育良好的四级层序。

3.构造活动型盆地层序样式

相对于稳定被动大陆边缘，许多盆地不仅在形成时期受构造活动的控制，而且在发育过程中，构造仍然表现为强烈的活动性，如控盆或控洼断裂的强烈活动(活动的结果可以形成盆地复杂的古地貌形态)，以及盆地充填过程中的基底快速沉降等等都可以是构造活动型盆地的特征，此类型盆地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为前陆盆地，也可以表现为伸展断陷盆地;同时也可能是多种构造活动叠加而成的盆地类型，如莺歌海盆地，在其演化过程中经历了多期构造性质不同的构造活动的叠加。

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对盆地内构造活动影响和控制着盆地的沉积体系发育以及沉积地层样式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理论模型。Dawers和Underhill(2000)认为北海Statif-jord地区晚侏罗世断层活动以及断层与断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控制了同断陷期的层序地层发育，沉积和沉降中心均随断层活动中心变动而迁移。李思田等(1998)研究结果也表明受走滑伸展构造运动的影响，莺歌海盆地的沉积、沉降中心依次向东南方向迁移。Gupta和Cowie(2000)提出，在伸展断陷盆地内，一方面断层活动(包括其形成、生长、消亡等)影响沉积体系的发育，另一方面沉积地层响应记录了不同阶段的构造活动特征。Gawthoper和Leeder(2000)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总结，并分别研究了海相和陆相断陷盆地内构造活动的沉积响应特征以及三维演化模式。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构造活动对层序的影响，尤其是层序内部构成、垂向叠加样式、沉积体系分布等发育的控制作用。如Lin等(2001)对二连盆地的层序构成、沉积体系综合研究后，认为不同的构造阶段发育了截然不同的沉积体系，同时对应于不同类型的层序，不同级别的层序地层界面受控于不同级别的构造活动。Ravnas和Steel(1998)通过断陷盆地沉降速率与沉积特征之间的关系，提出不同的沉降速率(代表构造活动的强与弱)控制了体系域类型的发育以及体系域的内部构成样式。Corfield等(2000)则认为在同一盆地内同一时期不同的构造部位(即构造活动强度不同的地区)沉积地层样式、沉积构成也是不同的，如断层活动性强的部位(分段活动断层之中心)，在断层上盘，地层表现为楔形，沉积、沉降中心位于断层面附近，而断层活动弱的部位(分段活动断层的末端)，地层呈向斜形态，沉积、沉降中心明显向盆地方向迁移;并且强调这种差异特征不仅在露头上可以识别，在高分辨率地震剖面上同样可以识别。Young等(2000)则针对Suez裂谷中发育的构造转换带的沉积特征以及层序地层进行了精细研究，认为构造活动不仅控制了盆地的可容纳空间，而且沉积物供给速率也受其影响(或控制);高沉降速率、低沉积物供给，形成以退积和加积特征为主的准层序样式;低沉降速率、高沉积物供给，会形成粗粒的进积型准层序叠加样式。

对于一个应用于构造活动盆地边缘背景的总的层序模式而言，所有的控制层序发育的3个因素(全球性海平面变化、构造运动和物源供给)必须看作为独立的变量。海底的构造运动与全球性海平面变化共同确定了相对海平面的变化，进而，相对海平面的变化又确定了沉积物聚集的可容纳空间的大小。Yoon等(2003)将全球性海平面变化、构造运动和物源供给作为独立的变量考虑，提出了9种可能的层序发育情形(图1－3)，均是可容纳空间变化和物源供给变化的函数。一些重复的情形被去除以后，以准层序的叠积样式为依据，可以确定出6种层序的类型。

图1－3 构造活动型盆地层序叠置样式

A型:A型层序由一个单独的SPG准层序组构成，与稳定正常的海退有关，是相对海平面稳定上升和沉积物高速供给并超过了新的可容空间的增加(S'>A'max)的结果(图1－3a)。Emery(1996)先前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层序，由一个单一的体系域构成，命名为“海退体系域”。A型层序可以发育在正断层的上盘，形成于伸展断层的初始发育阶段，并伴有迅速的沉降和断层下盘的快速的沉积物堆积。

B型:B型层序可以形成于相对海平面稳定上升并叠加在中等物源供给的部位。物源的供给速率处于最大和最小可容纳空间之间(A'minA'max，图1－3b)。该层序与Exxon研究组提出的Ⅱ型层序基本类似，其中有2个SPG准层序组被解释为陆架边缘和高位体系域，夹在中间的RG准层序组被解释为海进体系域。B型层序可以发育在迅速沉降且具有中等物源供给的伸展盆地中。

C型层序:C型层序完全由RG叠置样式组成，与相对海平面的持续上升相伴，物源供给低(S'min，图1－3c)，这种情形发生在海岸平原，以一系列阶梯退缩为特征，沉积物聚集不足以填充逐渐增加的可容纳空间。

D型层序:由单一的楔形准层序组构成，具有OPG叠置样式，发育在强制性海平面稳定下降的部位(A'<0)，是由于海底的迅速上隆超过了海平面的上升(图1－3d－f)。OPG准层序组与Hunt等(1992)的强制性海退体系域相对应。Emery(1996)也介绍了这种类型的层序，该层序由一个单一的中位体系域(midstand)组成，在这种体系域中任何时刻的沉降都不会高过沉积物的供给，从而产生海退。Hunt等(1992)认为强制性海退OPG准层序组由丘形盆底扇/裙组成，但是不一定同时发育在一个单一的海退期间。D型层序发育在低构造沉降或上隆、高沉积物供给的盆地中，活动断层的下盘或者低坡度的前积和陆架边缘发育最好。

E型层序:该类层序由两个交替的准层序组组成，具有SPG或OPG叠置样式，且与波动的相对海平面变化相伴生，海平面变化具有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而且，沉积速率大于可容纳空间产生的速率(S'>A'max)(图1－3g)。E型层序边界与Ⅰ型层序边界极其类似，因为相对海平面旋回被相对海平面下降阶段所强化。然而，存在的争议是层序边界是放在强制性海退体系域之下，还是之上。在本文的模式中，边界被置于OPG准层序组(强制性海退体系域)之上，因为这是在深部地震剖面上最容易识别和容易制图的界面。

F型层序:该层序由下到上可以划分出4个准层序组:SPG，RG，SPG，OPG。相对海平面变化具有上升和下降阶段，中等到低的物源供给，并小于最大的可容空间产生的速率(S'max)(图1－3h和i)。这基本上是Exxon研究小组定义的Ⅰ型层序。相对海平面上升的早期阶段，最下部的SPG样式的准层序组对应于Exxon研究组的低位域(低位楔)，或者是Hunt(1992)的低位进积楔状体。在相对海平面迅速上升时期，沉积体系满足条件S'

对于应用于构造活动型盆地边缘的层序模式，构造活动和沉积物的输入量是除了全球性海平面变化之外的主要因素，这个模式提出了6种层序类型，显示了一种准层序组在数量上和叠置样式上的变化。这些准层序组反映了可容纳空间的变化(A')和沉积物(S')供给速率的复合效应(图1－3)。由单一的SPG准层序组构成的A型层序与可容纳空间的稳定产生和沉积物的高速供给(S'>A')相关。B型层序(SPG－RG－SPG)本质上与Exxon研究组的Ⅱ－型层序类似，形成于可容纳空间稳定产生叠置在中等物源供给速率的条件下(A'max>S'>A'min);C型层序(RG)与可容纳空间的稳定产生和低沉积物供给有关(A'max>S');D型层序由具有OPG叠置样式的准层序组构成，由于海底的迅速上隆超过了全球海平面上升，可容纳空间负增长(A'<0);E型层序由SPG和上覆OPG准层序组构成，它形成于具有形成和消失阶段的、波动的可容纳空间的变化与沉积速率大于可容纳空间产生的最大速率的部位(S'>A'max);F型层序与Exxon研究组的Ⅰ－型层序相对应，从下到上被划分为4个准层序组SPG、RG、SPG和OPG，其与可容纳空间产生、消失的波动变化和中低物源供给小于可容纳空间产生的最高速率的部位相关(S'max)。

位于弧后的Ulleung盆地西南边缘层序研究表明，盆地层序的发育与盆地边缘的构造演化密切相关(Young等，2000)。在弧后盆地扩张晚期阶段(中新世早—中期)迅速的沉降导致了可容纳空间的持续产生和构造控制的盆地边缘的高速和最后的中等速率的物源供给，导致了A、B型层序的发育;在弧后闭合的初期阶段伴有区域性收缩变形(中到晚中新世)，较慢沉降速率和来自上隆冲断带沉积物的输入的增加导致了E型层序的发育。在晚中新世，Ulleung盆地的收缩调整是平静的或不活动的，边缘沉降加速，因此上升为主的相对海平面变化与中－低沉积物供给相配合产生了F型层序，反映了全球性海平面变化的主体控制机制。

总体看，国外偏重资源、环境保护、人口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题，较宏观。而国内偏重的是理论方法、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微观。有关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研究的著述相对较少。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提出以人为本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理论

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问题，众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研究提出了诸如环境决定论、人口中心论、增长方式转变核心论等各种侧重点迥异的理论观点。如1994年开罗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这个新的发展观逐步演变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其基本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全面发展的需要；发展途径为实现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尤其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逐步过渡到以人力转变积聚和集中为主要手段的发展；基本模式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由此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为全方位适度人口论、资源稀缺论、生态系统论、总体经济效益论、社会协调论等。

（二）提出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类国际文献以及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如基多的“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和北京的国际社会发展会议等）都在世界范围内深化了社会发展理论，强调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就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而社会发展就是“更好地生存”。

在20世纪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全球发生了三大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空前扩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物质财富，从而迅猛推进人类文明进程；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长，20世纪人口翻了两番，超过62亿，并仍以每年7800万的速度继续激增；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已成为21世纪困扰人类文明进步的桎梏，表明人类社会当今生存方式不可持续，四者的恶性循环为旧工业生产方式掘下坟墓，那种“先污染后治理”，以高消耗刺激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

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紧密相联，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须纳入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系统协同进化、良性循环。1992年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聚会，其中102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发展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一系列文件，对国土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提上了日程，并付诸实践。

（三）社会资源利用与保护发展模式

西方社会也从先前的发展模式中认识到社会发展必须是“整体的”，“综合的”，也是“协调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制定法规、采取措施，对国土资源进行重新的定位和开发利用。从大量的消耗资源聚集财富到降低消耗，遵守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到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理论和发展模式，即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总体看，从国外对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的研究成果来看，各国都从自身国情出发，提出的理论和制定的发展模式具有针对性，虽然国外少有直接针对像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方面的相关研究，但国外发展理论的演变及其规律则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和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常常欠缺对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的深入分析，各种发展模式忽略了各国内部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使理论及模式的预期指导意义相对弱化。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对于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是在西方发展理论的输入，以及我国社会实践的双层挤压中逐渐领悟到的，并部分在国土规划等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一）十八大报告等为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从我国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战略规划来看，国内相关的研究在沿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提出我国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同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统一，并在有些细节上有所充实、完善和发展。如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在十六大报告中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概念，认为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必须使“社会更加和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进一步树立全面的发展观，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直至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筑“和谐社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主要目标，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了政策的着力点将转到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这些表述为我国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区域国土规划发展模式和实践成果

从发展模式和实践成果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一般采取“层次推进”的模式。坚持让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这种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传统的发展观偏重区域发展，却忽视了区域间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

我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把东中西和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地阐明了四大区域的战略布局，即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地区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东北地区振兴。这种全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全国一盘棋”、各地区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一贯思想，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同时，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边境少数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开发利用国土资源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相关研究成果。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关于国土空间开发的规划。樊杰等（2009）对中国主体功能区的科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成果为阿勒泰地区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区划提供参考和借鉴。

（三）相关理论研究

从相关理论研究看，代表的研究成果有：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的《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从当前国土资源管理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土地资源、固体矿产资源、能源矿产为研究重点，设计了我国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以及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评价的基本框架；建立了我国耕地粮食生产能力指标、城市用地集约利用指数、矿产品价格指数、矿产资源国际竞争力指数、石油安全度和国土资源管理绩效等6个综合性指标。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从国土资源规划理论与实践出发，主要针对国土资源规划体系、国土资源规划理论基础、国土资源规划编制及国土资源规划实施等专题进行阐述，重点对国土资源五年规划编制、国土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等实例进行了专题研究。李新玉等的《国土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就中国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出这些资源在空间布局、发挥区域资源比较优势、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协作、法制建设、技术进步等方面相应的对策。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民族语发展》、樊胜岳等的《西北地区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徐建华等的《中国西部地区迟发展效应与后发优势及创新对策研究》、王文学主持的《甘肃民族地区大开发的战略与对策研究》、《西部大开发与甘肃区域经济》，刘敏主编的《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和王永亮主编的《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等成果，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了研究。

另外，还有很多零散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有效地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包含了大量的理论见解，丰富和完善了我国民族地区国土资源利用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对本项目研究的顺利开展具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四）阿勒泰地区相关研究成果

近年来，已有一些针对阿勒泰地区土地、矿产、水、草场与畜牧、旅游5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论文、专著等。这些成果对阿勒泰地区单一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有独到的见解，为本项目研究提供了参考。

有关土地资源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还有地区申报土地整治项目所形成的部分资料，如《新疆天山北麓阿勒泰地区土地开发整理重大工程论证材料》（2010）等。此外，阿勒泰地区也有一些游牧民定居工程方面的实际经验和资料，这些材料主要对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存在问题等进行了阐述。上述成果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矿产资源及矿业发展成果。阿勒泰地区此类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新疆阿勒泰矿业特区建设研究与探索》（2010）、《新疆阿勒泰地区矿业经济管理研究》（2012）。主要论文有：《加快新疆阿勒泰市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新疆阿勒泰地区周边国家毗邻地区矿产的可利用性》，研究报告有《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8～2015年）报告》等。这些成果对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概况、矿业经济发展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为本书的编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针对阿勒泰地区草场与畜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论著有：《阿勒泰草原的无奈和期盼》（2009）、《裂变的阿勒泰草原》（2009），《新疆阿勒泰牧区草地资源分类经营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2008）》（硕士论文）等。这些文献资料为阿勒泰地区草场与畜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了研究支撑与参考。

阿勒泰地区为我国重要的旅游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阿勒泰地区先后编制实施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对阿勒泰地区旅游指导思想、原则、目标任务、旅游资源与环境分析、旅游业发展总体目标和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阐述。2006年国家旅游局、新疆旅游局组织中山大学编制了《大喀纳斯旅游区总体规划（2006～2020年）》等。2009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阿勒泰地区旅游局完成了《阿勒泰地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9～2020年）》（征求意见稿）等。

（五）总体评述

从国内对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的研究成果来看，现有的成果涉及我国某一固定区域单项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战略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专注于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针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更少。总体考察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不足之处主要在于：

（1）大多数研究是将国土资源分种类，具体细化到每种资源不同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方式，专门研究单个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但并没有同其他相关资源统筹考虑，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综合性。

（2）对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困境和途径等方面，特别是脱贫、基础教育、转移支付等层面，而涉及该类地区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综合性战略研究较少，系统总结研究的更少。事实上，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是自然资源丰富和潜力较大的地区，对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研究，将更有利用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地区差距，缩短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同时保护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

（3）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本质是要求用社会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探索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任何发展都需要现实的物质基础，国土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应对其加以重视。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分散，系统性不强，亟待相对系统完善的成果问世，以期对这类地区的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促进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

因此，如何把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借鉴切实有效的理论成果，提出发展战略、选择适合该类地区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利用、有效保护，是开展本项目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