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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古典理论，探索帝国主义本质
—尼奇和根定的球资本主义与美利坚帝国》示
志君
加拿大著名政治学家潘尼奇和根定把国家理论引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论证了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并非简单的由资本内在扩张性自发形成，它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政权有计划地创建的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所催生、扶植、保护、调节之下得以成长和维系的。在此过程中，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所依据的历史前提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有些一般性结论已不再符合今日资本主义的现实。当代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不再是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而是美国为维系国际资本主义秩序而侵犯他国主权。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推进对国际环境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功能的认识，提出美国在“维护世界秩序”名义下实际上推行着双重国家目标和国家功能——全球资本积累的普遍性目标与美国军事主宰的特殊性目标，并初步探索了这种二重性所导致的矛盾。
当世界市场那看不见的手化作了美利坚帝国的铁拳，当旧日列强之间的对抗和美苏之间的争夺演变成一个单极称霸的帝国，迫切需要对这一切加以说明的理论界，却无奈地感受着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所带来的困惑。深刻地反思近一百年前形成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超越它自身的局限性，探索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已经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2004年的《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 2004）发表了加拿大著名政治学家列奥·潘尼奇（Leo Panitch）和赛姆·根定（Sam Gindin）的文章《全球资本主义与美利坚帝国》（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1]该文对古典帝国主义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进行了极富启发性的探索。潘尼奇和根定的文章（下面简称“潘—根文”）以英文发表后不久，迅即被翻译成法、德、西、日、韩、土等多国文字，并以不同的文字出了单行本，其影响正在扩大。
本文概要展示“潘—根文”关于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与国家的功能之间关系的历史追溯，简略介绍其对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所存在问题的解析。在此基础上，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就“潘—根文”对当代帝国主义问题的探索作进一步的理论拓展。
一、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家功能的关系
“潘—根文”指出，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扩张和国际化的倾向，并不意味着当今的“全球化”是由经济逻辑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经历过三次大的结构性危机。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第一次危机强化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次危机实际上逆转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国际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对战前陷于失败的全球化的直接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危机则继之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化和拓展。它在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的同时，却并没有产生旧式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
从19世纪到21世纪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所产生的这种带有不确定性轨迹，意味着全球化进程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能保持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固有的扩张趋向与它的实际历史进程区分开。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通常是基于当时存在的各种历史条件的带有随机性质的社会建构，这一秩序的实际发展和延续并非抽象的经济规律的简单派生物。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趋势是得到实现还是受到挫折，如果离开了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将无法被说明。
历史上构建了资本主义世界。如果没有欧洲国家在它们各自的疆域之内为财产、契约、货币、竞争和雇佣劳动建立起法律的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结构的框架，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无法想像的。在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环境下，实行所谓“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扮演了高度活跃的角色。在国内，它实施政体与经济的正式分离，并规定和维护基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国内社会关系；同时，它在国际上为自由贸易而推行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把国家为资本服务的各项国内职能推向国际。[2]
在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下创造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的第一个国家是大英帝国。英帝国主义同时采用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两种基本类型以推行其自由贸易。正式帝国是对被征服领土的直接殖民统治。非正式帝国要求在当地政府合作下，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渗透。到了19世纪中晚期，当资本扩张超越了欧洲各民族国家的既有边界，则资本要么在其他国家已经建立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内活动，要么在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的框架之内扩张。然而，此时英国没有能力把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强国德、日、美纳入它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由于没有一个适当的工具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调节，使得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和它的积累方式都发生分裂，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当今在全球资本主义当中居于中心地位，是基于各种因素在历史中的因缘际会。只是经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从中学会了如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做出反应），资本主义全球化才获得了新生。而这一进程依赖于全球化独一无二的代理人——美利坚帝国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一套在过程中不断演变的国际结构。
从历史上看，美国国家形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的宪政结构把扩张的帝国与被征服领土的自治结合起来。[3]它最初采取的形式是向西部领土扩展。与重商主义的正式帝国不同，美利坚帝国不是把被征服的西部当成殖民地，而是使之成为自治的“国家”（the state）。像兼并海地、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这一类行为，并非美国帝国主义典型的统治形式。通常，美国毋宁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和现代公司的形式，这使得美国的非正式帝国获得一种非殖民帝国主义的外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尚未有足够的力量承担起领导欧洲重建的责任。只是在新政期间，美国才真正开始发展起现代国家的规划能力。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进入了国家建设的死胡同。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不仅走出国内问题的死胡同，而且为美国在战后的管理奠定了基础。新政的国内积极取向被国际积极取向所代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为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机遇。19世纪英国没有能力完成的事业被美国的非正式帝国完成了，即成功地把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强国整合于由自己主宰的一个有效率的协作体系之中。通过对英国债务地位的操纵，美国首先把英国作为一个从属整合进了自己的经济体系。美英之间的自由贸易，通过英联邦的自治领地，通过拉丁美洲，而进一步向世界扩展。[4]由于自身科学、技术、生产诸方面的优势，新的美国帝国主义并不需要领土扩张，也不惧怕帮助自己工业上的对手重建，因为工业化将刺激而非限制国际贸易。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由美国主持和控制下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把44个国家整合于美国主宰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一个对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经济管理的模式被建立起来了。这种机构性联结还包括北约机构和冷战中的各国的安全情报机构的网络。在这里，冷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除了遏制共产主义之外，美国的另一个战略目的是要为资本主义的扩展打开世界各国的大门。这一点是美国的战略制定者自己都毫不含糊地承认的。
通过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战后重建，以前帝国主义各国与它们的殖民地之间的帝国网络和机构联结，现在则存在于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与此同时，美国的诸受保护国也向着美国式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转变。这使得工人阶级不仅成为扩大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成为日益重要的实现剩余价值的消费中心。诸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增加了大大扩展其国内市场的可能性。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大为增长。美利坚帝国网的重心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
尽管美国在形式上对第三世界国家平等相待，但旧的帝国主义遗产和马歇尔计划，以及对第三世界发展援助之间的巨大不平衡，再引发出全球的不平等。与对欧洲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美国讨厌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反对，使美国卷入推翻从伊朗到智利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不过一般来说，美利坚帝国的特点是渗透它们的国界，而不是消除之。它毋宁是把这些国家作为非正式帝国的一个被整合的要素而加以重构。作为这个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诸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载体。通过这一载体，一方面，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和市场得以建立和被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资本的国际性积累得以施行。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的巨大扩张，并不意味着资本逃离国家的控制，而是资本扩大了它对更多国家的依赖。
与之相联系的是国家的国际化，即为了对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的管理做出贡献，各个国家承诺根据前者的要求而调整自己国内的资本主义秩序，承担起国家的公共职能国际化的责任。[5]例如稳定价格，限制劳工的斗争性，对外国资本一视同仁，不限制资本流动，等等。
然而，对于美国，国家的国际化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直到1975年还被划为国家“顶级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的文件NSC—68，最为清楚地表达了美国创建一个世界环境的目标：“美国的制度在其中可以生存和繁荣，即使苏联不复存在我们依然会面临巨大的问题，各国之间缺少秩序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6]美国的民族利益不仅被定义为代表本国资产阶级，而且代表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再生产。美国国家的角色日益被认为是通过它在国际上促进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而确保美国国内自由企业的生存。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内在矛盾便暴露了。该协议建立的固定汇率取决于资本控制，然而正是该协议所促成的贸易与直接对外投资的国际化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重现，资本控制相应被侵蚀，固定汇率日益脆弱。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出现裂口。
在旧的资本积累模式出现危机之际，又是美国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重塑。1971年尼克松政府使美元与黄金脱钩是一个决定性步骤，它恢复了美国经济的自主性。20世纪70年代金融的解放极大地加强了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的力量，它对于后来发生的广泛的变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政策导向决定性的转折点来自1979年美国政府加予自身的结构性调整纲领。美国联邦储备局决定建立国内经济秩序，允许利率上升到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以重构产业和劳工条件。同80年代更为一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起，由美国国家的政策所强化了的金融奠立了后来被称之为“全球化”的舞台，即加速奔向一个统一的资本积累的世界。
新自由主义的机制（扩大和加深市场与竞争压力）也许是经济性的，但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对此前被统治阶级通过民主方式争得的成果——这些成果这时已被看做是资本积累的障碍——的一种政治回应。它包括在美国国家制度中新政时期重要部门地位的下降和财政部与联邦储备局地位的上升。一旦美国国家走向这个方向，资本主义便在社会统治的一种新形式下运作。美国经济不仅扭转了80年代的下滑，而且为欧洲与日本的资本树立了仿效的样板。新自由主义加强了物质的与意识形态的条件以确保各种社会形态对资本一视同仁，并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以及WTO，使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法律化。
G7成为其财政部长们在重要问题上形成共识、决定必要的汇率调整的一个场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被重构。前者从调整支付平衡问题转向致力于第三世界的结构性经济危机，以提供贷款为交换条件而迫使受援国按照全球的资本的需要做出改变。后者对此予以支持，并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能使资本运作“生效的国家”的建设。
然而，不稳定性和偶发性已被系统地结合进了帝国的重构形式。新自由主义强化了的竞争特征和金融自由化的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不平衡发展和全球秩序中内在的极端波动性。这种不稳定性被下面的事实进一步放大：美国（作为一种非正式帝国）只能通过其他国家来统治这个秩序，但把这些国家都变成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生效的”国家却并非易事。
当前帝国主义面临的危机，不在于过分积累引起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而在于一个基于通过其他国家实行统治的非正式帝国，其设定的经济协作增长战略的局限性。在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国家中，民主的社会力量已经限制了新自由主义的采纳。例如德国的劳动市场改革与日本的银行系统重构。在任何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完全实施都可能引起来自下面的更强烈的阶级斗争。然而，最严重的问题来自于美国同那些在资本主义核心之外的国家的关系。不论是对第三世界还是原苏联集团的国家，国际金融机构和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都加之以“经济上正确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疗法的抽象的普遍性，这些经济干预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使问题恶化。至于那些所谓“流氓国家”即那些不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因而外部经济力量无法渗透之而且国际机构无法有效地重构之的那些国家，美国对它们日益倾向于直接的单边干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感到“权力的孤独”。感受到自己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终极责任，使得美国渴望保有采取行动的完全的“主权”。这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为何变得越来越不加掩饰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只有美国有权干涉别国的主权，也只有美国在需要时保留着它自己的主权而拒绝国际规则和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美国是活跃的帝国主义者。
美国在维持全球的社会秩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使它面临的问题倍增。为了维护全球社会秩序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加强了国家的对外强制性机构。从克林顿政府向布什政府转变在国家行政结构上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政府中控制和行使暴力手段的部门取代财政部坐到了国家机器驾驶员的座位上。这反映出它越来越难以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管理一个全球性非正式帝国。
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调教到至少在最低限度上适合于美国对全球秩序的管理——这一点现在被看做是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与扩展的一般条件——是当前美国的中心问题。但是，单靠经济联结来把那些欠发达国家塑造成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同美国那样的关系，难度太大。这就解释了美国用战后对德国、日本军事占领的模式来重建伊拉克。这种解决方式的逻辑早已超出伊拉克而指向所有拒绝服从全球化整合的国家。[7]这样一种战略取向的麻烦在于，即便这些国家被美国军事占领，但由于它们现存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社会力量，因此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那样被重构。
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当前面临的一个日益尖锐的矛盾是它越是通过军事干涉赤裸裸暴露出它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其帝国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就越不敢认同美国的权力和行为，以避免在本国人民当中失去自身权力的合法性。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的安全是一回事，打着维护全球资本主义安全的旗号实际上主要是维护美国自身利益是另一回事。美国把协调资本主义秩序的一般帝国功能同它保卫和促进自己本民族的利益结为一体，蕴含着深刻的矛盾。
在美国国内，一个老问题又回到日程上：一个扩张的帝国能否同共和自由相容？作为美国更明目张胆地对外侵略的一部分，它在国内可能变得更加权威主义。但是，一个在国内外都失去伪装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全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将成长壮大。
“潘—根文”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清晰地展示出美利坚帝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实际进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并非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简单地由资本主义经济演变自发形成的，它实际上是由美国国家政权有计划地创建的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所催生、所保护、所调节而得以成长和维系的。当代帝国主义的特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形成。“潘—根文”因而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帝国主义与全球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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